她们
　　是我们姐妹
　　从农村来到城市
　　怀揣梦想
　　却常常在人群中淹没
　　她们
　　是我们姐妹
　　让我们
　　聆听她们的烦恼
　　目睹她们的坚强
　　感受她们的幸福和痛苦
　　并且反思
　　我们为我们姐妹
　　做了什么

　　她们是极易被忽视的一群人，但是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却时时可以看到她们的身影。女农民工，随着庞大的农民工大军进城讨生活，柔弱的她们在打工中承受了更多的压力和磨难。也正是因为如此，今年的全国“三八”妇女维权周活动以农村妇女和女性农民工为重点人群，开展妇女法制宣传教育和维权服务。
　　明天就是“三八”国际妇女节了，我们将目光聚焦到了这个特殊的群体，看一看在浙江的城市里，女农民工们是怎样生存的。聆听她们的烦恼，目睹她们的坚强，感受她们的幸福，并反思我们的城市能为这些姐妹做些什么。

    人物：林凤（四川人）
    职业：饮料公司榨汁女工
    打工时间：8年

　　打工心声：我要努力回报城市
　　我在一家饮料公司上班，主要工作是将水果放进压榨机榨成果汁。这个工作说来简单，但危险系数还挺高的，一不小心，手就有可能被卷进机器。之所以还在这里工作，是因为我觉得公司对我们农民工很关心，能让我没有后顾之忧。
　　记得刚刚进公司的时候，虽然是在试用期，公司还是和我签了正规的劳动合同，合同中各个方面都规定得很细，还包括一旦发生工伤事故该怎么办、各种保险如何购买等等。说句实在话，当时我对这些东西一点概念都没有，如果不是公司主动提，我也不知道自己有些什么权益。
　　开始上班了，公司也不是一味让我们工作，经常会开些培训班，让我们参加学习。去年年底，公司还专门请来了交警部门、劳动部门的工作人员，给我们进行培训。我从中又学到了很多法律知识。
　　我要在这里扎根下来，还打算把两个妹妹也介绍到杭州来工作。我觉得，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所以我也要努力回报这个城市。
　　画外音
　　这次采访，记者对女农民工们的艰辛有了直观的感受，也被女农民工们的细腻和善良所感动。林凤的工作挺危险，收入并不高，但她不止一次地对记者感叹，现在的生活很幸福。
　　这种幸福感的来源，其实很普通，有时甚至是一些城里人觉得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这些细小的源头，又恰恰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女农民工权益保障的要点。

　　人物：吴喜仙（江西上饶人）
　　职业：保姆
　　打工时间：15年

　　打工心声：适合女人家的工作真不多
　　15年前刚到杭州时，我在一家文具厂打工。说是厂，其实就是作坊，在那儿工作的基本都是外地来的女工。从早晨8点一直要工作到晚上9点多，午饭和晚饭都只有15分钟的时间。厂里主要生产铅笔上的橡皮头，我们的工作就是将橡皮头装到铅笔上。
　　工作还算简单，但橡皮头的气味实在难闻。我年龄大，还能忍一忍，但那些年纪轻的，特别是还没有结婚生孩子的工友，真担心她们的健康。后来，很多工友都向厂里反映气味的问题，厂里就给每人发了一个口罩，可薄口罩管什么用啊？
　　一年后，我便离开了文具厂。一个没有工作的外地女人，要在城里过日子，真不容易。我到处找工作，可人家一看是个女的，还上了年纪，马上就朝你翻白眼。两个月下来，身上的钱就用完了，再找不到工作，就得睡马路。
　　后来老乡把我介绍到杭州啤酒厂。他们本来是要招男工的，看我可怜才招我，所以讲好试用期半年。哪里知道，我的主要工作是踏三轮车把啤酒从车间拉到仓库。三轮车上啤酒装得满满当当，我才一米四九的个子啊，这啤酒堆得比我人都高。一脚下去，车子动都不动。所以，没做完试用期我就辞工了。
　　像我这样的女人家，要在城里头找个合适的工作，难呐！
　　画外音
　　现在，吴喜仙在杭州南星街道紫花苑社区一户施姓人家做保姆，主要工作就是照顾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时间长了，她和老太太俨然已是一对老姐妹。这也是她这么多年下来最满意的一个工作。
　　其实，即便是从事保姆职业，吴喜仙也并非一帆风顺。最初，她想通过那些职业介绍所来寻找东家，可是职介所收的各种名目的费用让她不堪重负。更有一次，她刚交了200元的介绍费，第二天这家职介所就人去楼空了。后来，她只得举着“应聘保姆”的牌子穿梭于杭州的各个居民区。
　　现在的这户人家，已经是吴喜仙的第7个东家。之所以要这样频繁地“跳槽”，是因为有的东家常常找各种理由来克扣工资。因为从来没有签订过劳动合同，面对东家的挑剔，吴喜仙只能选择离开。

　　人物：张凤黎（河南人）
　　职业：工地上拌水泥
　　打工时间：1年

　　打工心声：男工们的眼光让我心里发慌
　　我再也不想回那个工地了，那些男人们总是盯着我，盯得我心发慌。
　　去年年初，我跟老公到杭州来打工。老公是做泥水工的，很快在杭州七堡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找到了工作。说实话，包工头还算不错，为了能让他安心工作，特意给我安排了拌水泥的活儿。
　　刚开始，因为能和老公一起工作，虽然苦点儿、累点儿，我心里还是很开心的。晚上下工回到工棚，还能烧点小菜和老公一起吃。
　　可是没过多久，老公被派到了另外一个工地，我们夫妻得一个多月才能见上一面。而且，老公调走后，我发现那些男工友看我的眼神也不一样了。有一次，我正在上厕所，忽然听到背后有窸窸窣窣的声音，回头一看，只见一个人影跑开了。我的妈呀，这还怎么得了？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
　　到了夏天，那些男人们更过分了。工地上干活穿肥大的裤子很不方便，可是裤子稍微紧身一些，男人们就更加来劲儿了。晚上下了工，工友们都相约到附近的水龙头去洗澡。可是我不敢，几天不洗澡是经常的事。有时实在忍不住了，只有等到半夜偷偷起来去冲个凉。
　　为了这个事，我也专门向班组长提出过，可他却说这是不可能的，是我多心了。有时我说得急了，他就说：“如果你受不了可以不干。”是啊，我不能再干下去了，不然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情。一过元旦，我就辞工了。
　　画外音
　　女性农民工要在城市中立足，除了生存的压力之外，还要面对许多工作之外的困扰，比如如何避免被性骚扰。
　　张凤黎待过的工地上，另外五六个三四十岁的女工友也都有过上厕所或洗澡被人偷看的经历。有的因为急需一份稳定的工作而忍了下来，有的也和她一样，选择了离开。
　　浙一医院精神卫生科医生许毅说，性冲动是成年人正常的生理现象，必须有释放的渠道。农民工群体常常因为得不到合理的释放途径，而演化出诸多“歹念”，将目光集中到了身边的异性工友身上。
　　这种“歹念”有时候就现实地转化为了恶行。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涛告诉记者，在他代理过的刑案中，不少强奸甚至是强奸杀人案，都是由性骚扰升级而来。但是，性暴力犯罪在农民工中特别多，固然和这个群体有限的经济收入以及精神生活空虚不无关系，女性农民工不善于自我保护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人物：刘旭芬（浙江兰溪人）
    职业：便利店店员
    打工时间：4年

　　打工心声：
　　我想读书，但得替弟弟挣学费
　　我算是比较运气的，村里有对夫妻到杭州开了便利店，生意很红火，急需帮工，于是，我就跟他们来到了杭州。
　　尽管是老乡，但在工作上是一点都不能马虎的。早晨9点钟开门，一直营业到晚上11点，每天打烊后还要盘货、对账。虽然工作环境挺舒心，但对于我来说，压力还是挺大的，因为我的收入还要供弟弟上学。
　　弟弟今年15岁，正在念初中。家里人都说女孩子没文化不要紧，以后嫁个好老公就行，但男孩子必须要有文化，才能光宗耀祖。家里穷，很小的时候我就不读书了。以前在家帮爸爸妈妈干家务。在我来杭州前，妈妈就已经和我商量说，是不是可以到杭州找份工作，不然弟弟的学费就付不起了。
　　爸妈有这样的想法，我当然不好拒绝，再说，我也希望弟弟有个好前程。可是，弟弟并没有领会到大家的这份心意，书念得不怎么样。明年就要中考了，也不知道他能考进什么样的学校。妈妈叫我尽可能多赚些钱，如果弟弟考不进普通高中，她就想花点钱送他去念私立高中。
　　其实，我并不想出来打工，也想像弟弟那样去学校念书。现在，我一天的伙食费不超过5元钱，剩下来的，全部交给爸妈了。我觉得很不公平。
　　画外音
　　刘旭芬今年才22岁，为了弟弟的学业，并不愿意出门打工的她已经打工4年了。“老板、老板娘对我很好，可我并不感到快乐。”在接受采访时，刘旭芬说得最多的就是这句话。
　　在杭州4年，除了这家小店，她没有去过其他地方，甚至连西湖都没有去过。刘旭芬说，她并不喜欢杭州这样的大都市，因为在这里动不动就要花钱，而她的每一分收入或许都将影响弟弟的未来。